发布时间：2024-11-14 16:00:30 来源: sp20241114
2023年7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出现负增长，之后物价总水平持续低位运行，全年CPI同比仅上涨0.2%，核心CPI同比上涨0.7%，低于年初预计的3%左右的年度目标和市场预期。价格总水平走势偏弱引发了一些担忧，大家担心消费品价格普遍、长期低位运行将导致商品需求萎缩，消费意愿下降，经济增长预期减弱，其直接后果是企业生产利润下滑、投资意愿降低，但由于企业的固定生产成本和制度性成本并未减少，企业投资意愿进一步降低，从而减少招工和库存，带来大量的资源闲置和失业问题，最终导致经济停滞。
从日本经济衰退的教训看，无法引导价格总水平合理回归是经济增速长期低迷的重要原因。价格总水平长期低位运行不仅会抑制需求，形成“低欲望社会”，也会导致因预期固化带来的宏观政策工具失效、实体经济衰退风险向金融领域蔓延，最终导致积重难返。基于此，有必要高度关注价格运行态势，警惕价格长期低位运行带来的潜在风险。
实际上，无论是从历史走势还是当前特征看，我国并没有表现出进入长期通货紧缩的趋势。客观看待影响我国价格走势的因素及其变化情况，有助于厘清当前对价格问题的争论。
呈明显结构性短期性特征
与以往出现的价格下行周期类似，当前价格总水平低位运行是经济增速变化的结果。受新冠疫情和国际环境影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消费和投资下降，工业制造业领域利润下滑，综合反映到价格水平上。但综合分析价格总水平低位运行的原因和程度，不难看出，其走势具有明显的结构性和短期性特征。
当前，价格总水平走势回落并低于预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食品价格特别是猪肉等重要商品价格的下行。由于前期供给过剩，猪肉价格持续面临下降压力。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全年生猪出栏72662万头，同比增长3.8%，接近20年来最高；主要畜禽肉类总产量高达9641万吨，为20年来最高。大量供给导致国内猪肉价格明显持续下降。据国家统计局计算的食品对于CPI的拉动，2023年10月为-0.75%，而2022年同期为1.26%。食品价格的低位运行是当前价格总水平走低的关键。
国际输入因素的变化是影响国内价格总水平变化的另一因素。一方面，粮食、能源等国际大宗商品供应逐步稳定。由于主产地天气和生产情况良好、黑海等部分重要地区运输通道的恢复，国际粮食供给较为充足。据国际粮农组织预测，2024年谷物收成和库存量将创历史新高，价格水平出现稳定下降。近期，美国对芝加哥商品期货交易所相关主力期货合约报价显示，全球小麦期货价格大幅下降，跌幅接近21%；玉米期货价格下跌约31%，创下自2013年以来的最大跌幅，结束了连续数年的上涨趋势；我国需大量进口的大豆价格也出现明显下调。欧佩克减产和俄乌冲突的延续性影响有所减弱，叠加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和美国能源出口增加的影响，资源能源大宗商品价格或将保持稳中下降的态势。据统计，2023年布伦特原油每桶价格下跌10.32%，纽约商品期货交易所的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下跌10.73%，均创下2020年以来的最大年度跌幅。如果不出现突发性地缘政治事件和国际能源消费格局的重大调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没有持续上升的支撑。另一方面，为应对高通胀，美欧主要央行不得不频繁调整货币政策，使其通胀水平出现较大回落，客观上降低了对我国国内价格总水平变化的输入性影响。
综上所述，经济增速的阶段性下降，投资和消费尚处于恢复期，叠加猪肉等重要商品供给过剩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低，是物价总水平低位运行的重要原因。这些因素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短期性。
从我国价格总水平波动的历史趋势看，价格总水平低位运行有一定的惯性，但持续的时间相对有限。过去比较典型的几次下行周期，如1998年2月国内CPI同比负增长，持续了超过两年的时间，之后价格总水平逐步回升至合理水平之上；2001年9月，CPI同比由正转负，并持续了一年半的时间；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CPI再次负增长，9个月后由负转正。可见，随着我国政府宏观调控手段逐渐成熟，低位运行的周期正在缩短，在应对价格低位运行方面也积累了很好的政策经验，有能力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控。
经济发展稳中向好是关键
价格总水平是宏观经济运行的结果，是供求格局变化的表现。当前，中国经济总体保持回升向好态势。从工业运行看，2023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6%，重点行业生产整体向好，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28个保持增长。十大重点行业基本盘稳固，平均增速超过5%，高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平均增长水平。从消费情况看，线上消费快速增长有效带动内需复苏。2023年，中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20.7亿件，同比增长19.4%，行业业务量不断刷新纪录。从就业情况看，2023年1—11月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为1180万人，同比多增35万人，就业逐步改善的态势比较明显。从货币供给情况看，2023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分别增长9.7%和9.5%，保持较快增长。从经济增速恢复情况看，202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6万亿元，中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表现亮眼。2024年，我国将继续围绕扩大内需出台一系列政策，切实提高消费和投资意愿，稳定居民就业和收入预期。随着国内经济逐步企稳回升，居民收入增加和就业扩大有助于进一步刺激需求，成为未来价格总水平温和上涨并回归至合理水平的最根本影响因素。
此外，2023年低基数将对未来价格总水平走势产生影响。2023年，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降幅明显、CPI同比上涨乏力，高基数制约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与2023年物价面临较高基数不同，2024年对应2023年基数相对较低，这将为通胀水平小幅反弹提供支撑。
稳健运行的长期趋势没有变
从长期来看，决定我国价格总水平运行的影响因素及其长期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不会出现日本式长期通货紧缩。
首先，价格总水平是经济增速和收入变化的综合表现。据测算，现阶段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大约在5.5%—6.5%。在经济保持增长态势、宏观政策稳定的情况下，价格总水平必将保持在合理水平。
其次，食品、能源等重要商品仍处于“紧平衡”供给，为长期价格稳定提供了支撑。目前，我国粮食生产能力不断提升，实现了“确保口粮绝对安全、谷物基本自给”的粮食安全战略要求，但总体供求仍处于“紧平衡”的状态。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居民粮食消费结构将不断升级，粮食需求或将进一步提升，供求缺口也将长期存在。与粮食安全类似，我国能源供给也存在需求缺口的问题。据统计，2022年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达71.2%，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超过40%。粮食、能源供给“紧平衡”格局将为价格形成提供重要支撑。
最后，服务商品价格上涨将成为影响未来价格总水平的重要原因。与生活服务业的“量大价低”形成对比，养老、教育等服务商品价格持续走高。在CPI构成中，“其他用品和服务”大类包括“其他用品类”和“其他服务类”两个中类，以及“其他服务”“养老服务”“旅馆住宿”“美容美发洗浴”“金融保险”“其他杂项用品”“首饰手表”七个小类，各小类又包括数个子类。由于其他类商品和服务在CPI中占比不高，其价格走势一直被忽略。在人口老龄化、季节性疾病频发的背景下，医疗、养老等服务占居民消费比重不断增加，成为居民生活成本上涨的重要影响因素。服务商品价格上涨对价格总水平的影响要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一方面，服务商品价格上涨有助于促进服务商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丰富服务商品的种类和品质，促进居民福利的提高。另一方面，服务商品在总支出中的比重上涨也可能会加重居民特别是对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服务商品价格走势与CPI之间的联系，是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政策协调配合助力扩大内需
尽管当前价格总水平走势低位运行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但反映出的需求不足等问题仍然需要高度重视。2023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多个重要会议对此做出重要部署，释放积极信号，做好预期管理，多措并举扩大社会总需求。
从政策部署的重点看，着力促消费扩投资是重点。按照环比数据的历史走势，每年的第一季度和第三季度是价格总水平上涨的高峰期。为此，2023年以来，全国各地纷纷出台各项政策措施，大力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智能消费和“国货潮品”消费，促进居民消费提质升级。2024年春节假期，全国重点文旅景点的游客数量达1.23亿人次，较2023年同期增长了22.8%；1月18日至2月6日年货节期间，全国网络零售额接近8000亿元，较2023年农历同期增长8.9%。
2024年，我国的宏观政策将进一步发力，为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运行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按照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将加强协调配合，宏观政策将更加灵活适度、精准有效。随着稳投资、促消费、稳就业和稳预期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落地实施，中国经济回升向好趋势将进一步巩固，价格总水平也将逐步回归合理水平。
以稳预期、促改革为着力点
合理引导重点领域投资和消费是稳定市场预期、促进价格总水平合理回升的坚实基础。当前，消费领域出现很多新的变化，耐用消费品销售逐步回暖，文娱旅游、体育赛事等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点。全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稳预期措施的顺利推进，将进一步扩大内需和经济企稳，也必将使价格总水平产生相应变化。
在关注价格总水平短期波动和稳定市场预期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建立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价格政策体系是新时期价格工作的重点。按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部署，我国深化价格机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到2025年，竞争性领域和环节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科学定价机制全面确立，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进一步完善，重要民生商品价格调控机制更加健全，公共服务价格政策基本完善，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价格政策体系基本建立。这个目标的实现不仅有助于破除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障碍，也将更好地完善资源能源、公共服务等重要商品成本补偿机制，为价格总水平逐步温和回升奠定基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财贸经济》编辑部主任、副研究员)
作者：何德旭 王振霞 【编辑:曹子健】